第一百二十七章 港口（2 / 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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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隆庆开海”是嘉靖时期中国海商海盗武装走私集团斗争的结果。明朝政府虽然用武力镇压了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但不少人也从中发现，这些武装走私集团是“海禁”政策结下的苦果。由于明朝政府面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也感到剿不胜剿，所以才不得不“易私贩为公服”，改弦更张，通过将走私贸易转化成严格控制的合法贸易，来消除海盗走私集团对其统治秩序的冲击。

有人认为隆庆开海后明朝海禁政策就取消了，还有的以为明朝后期在海外贸易中赚回大量银子与此有关……现在可以研究一下两个问题，看看“隆庆开海”的真实情况:

1.明朝政府为何要选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中国商民出悔贸易之禁呢？要知道月港地处偏僻，远离内陆商品货源地并且有重山与内地相隔。

2.月港开放海禁后，是否一切打算出海的中国各地商人都可以由此出海进行海外贸易？

来看看福建月港的地理环境吧。

潭纶在同一奏章上说:“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后来在万历年问曾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一旦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人民“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集”，进行武装走私。实际上，在嘉靖所谓“倭乱”的海盗队伍中，福建人就占很大的比例。如茅坤在一篇文章中曾根据一位被海盗掳掠的昆山籍农民在归来后所谈的情况，写到闽人在海盗队伍中占十分之六七。当时福建的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福建的地理特点是，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0％以上，多山少田，人民生活的基本应用赖于外地供应；月港所在的漳州更是偏僻而且交通不便，月港地处九龙江入诲处，以其地之形如月而得名。按《东西洋考》上的记载，漳州月港自身的条件的毫无优势可言，因月港既无直接的出海口（其出海口在厦门），又非深水良港，海外贸易船由此出海，需数条小船牵引始能行，一潮至圭屿，一潮半至厦门。

不过正由于其“僻处海隅，俗如化外”，不为明朝朝廷官员所注意，早在正统(1436-1449)、景泰(1450一1456)年间，它就已成为走私活动的活跃地区之一，史书载“居民多贷番且善盗”。

成化(1465-14编〉转引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由此可见，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朝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中国海商在海外贸易与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竞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月港地处偏僻，而漳泉地区的能提供出海贸易的物资也有限，由此出海的中国海商如同被捆住了手脚一样，其他地区经济发达、物资充裕的商家则无法直接参加到海外贸易中去。不过，这在华侨移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华侨出国的人数迅速增多。《东西洋考amp;amp;#编〉转引于〈华人华侨历史研究〉）

凡是申请获准领得“舱引”的海商，都必须交纳“引税”。所谓“引税”，实际上是海商向政府交纳的出海贸易经营税。最初规定每张船引纳税银3两，后来增加到6两。另外明朝政府对船引总量进行控制，也就是说限制出海船只数量——起初每年发放的船引总量为50张，1575年增加到100张，但对领持船引的海商所出航的国家还设有固定限制。1589年，福建府开始把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44只，每只需领引一份。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太多了，又将船引扩大到110份。根据船引所限定的地点．当时从月港出国的中国海商，可以前往东、西洋的一些港口与国家，但禁止前往日本。这时的“东、西洋”的地理范围分界线是以文莱为界，“文莱，即婆罗国，东详尽处，西洋所自起也。”1593年后泉州府方面筹议对两府出海商民的航行地点也做划分，漳州府民往贩西洋，而泉州府民往颁东洋，以禁止相互搀越。这一动议理所当然遭到漳州地方的强烈反对，终于未能得到通过。

明朝天启二年(1622)，“以有事红夷，遂严海禁”（《明实录》），严禁中国商船出洋兴贩；荷兰殖民者先后占据澎湖、台湾，“明则夺我商贾，而阴或勾我奸人，……。”致使天启、崇祯之际，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与海寇商人活动兴盛一时。而走私贸易一旦规模化，又摧垮了月港合法贸易。至天启年间，月港就已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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