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 两个合一（2 / 2）

自范仲淹被贬，徐平对意识形态空前重视起来。越是重视，越是发现其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富国安民策》编成，徐平已经大致预料到了后果，无非是自己被闲置，而改革由别人去完成。年未满三十，徐平对做高官主朝政没有那么渴望，欲速则不达，多在基层历练未必是什么坏事。惟一让他觉得可惜，心中放不下的，是范仲淹离去，欧阳修等大批年轻官员被贬，朝中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空档，自己却偏偏抓不住。

范仲淹对后来宋朝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这是徐平体会越来越深的一件事情。第一范仲淹，第二欧阳修，这两个人决定了北宋意识形态的主流。至于朱熹等人，源流要从关学洛学上找，虽然重地是洛阳，但关键的几个人物还没有露头角。

这是徐平依照自己前世的记忆得出的结论，至于自己的好学生李觏，很让人尴尬，徐平的前世记忆里真地没有他。对他的印象，还远比不上周敦颐这个半大娃娃。

北宋五子，邵雍还在共城种地，周敦颐随着舅舅郑向在京城，张载十岁出头，因为地处陕西边地，现在一心想着学习军事长大打仗，程颢和程颐兄弟刚两三岁学会说话，就连名字都还没起。这五个人与司马光一起被朱熹称为道学六先生，便是理学的渊源了。当然令人尴尬的是，尊孟的理学里混入了司马光这个尊荀的异类，也说明了理学对孟子的态度。

虽然理学是后世眼中的正宗，但在宋朝远远不是，影响真未必比李觏大。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反对，思想便分为两支，后人称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宋人则以新旧区分。而开新旧之争的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与欧阳修渊源非浅。影响他们思想的，最主要的人又是范仲淹。越是在这个年代跟这些人接触得多，徐平越来越把握住一些思想脉络。

宋人尊韩愈，理学一脉大多都是在野，基本没有执掌朝政的机会，实际上与政治的关联不大，学问在性命功夫。之所以尊孟，是继承孟子的性命理论，真正的内容，是把佛教的心性学说加了改造，融合到儒家中来，后人所称援佛入儒。这也是从韩愈发端，讲性情分别，用儒家的性情来与佛家的心性说对抗。欧阳修思想上是继承这一脉的，但离原始的孟子思想更近，认为性善性恶不必深究排佛抑道特别坚决。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